一天黄昏，一辆大车离开了北京城，向南归去。车上除了主人，就是书籍，别无他物。这是1839年6月，即道光十九年，也是农历干支记载的己亥年。
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，封建社会已日落西山，满清政府昏庸腐败。他看到自己无法施展抱负，就从北京辞官南归。他是龚自珍，当时年方四十八岁。龚自珍途经扬州，百感交集，挥毫赋诗：“天地有四时，莫病于酷暑。”（见《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》）他到扬州的消息，很快传遍全城，许多文人富贾，慕名求见。“有以经义请质难者；有发史事见问者；有就询京师近事者；有呈所业若文、若诗、若笔、若长短言、若杂著、若丛书乞为叙、为题辞者；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；有求书册子、书扇者。”总之，门庭若市，络绎不绝。然而，龚自珍一概闭门不见，自己悄悄从后门溜出，来到阮府，拜谒阮元。
阮元时年76岁，年迈力衰，已深居简出，但听说龚自珍来访，盛情专待。缘由：一是阮、龚两人情谊深厚惺惺相惜，龚自珍在阮元60岁时，曾亲作《寿序》，称阮元“毓性儒风，励精办学，兼万人之姿，宣六艺之奥”。二是当时林则徐奉旨前往广州禁烟，情况不明，阮元挂念此事，希望向龚自珍了解禁烟的消息，当龚自珍告知林则徐虎门火焚鸦片初捷，阮、龚二人出于忧国忧民之情，特别是阮元”老夫聊发少年狂“，举杯同庆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
据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“阮文达居扬州，有以鄙事相浼者，辄佯装耳聋以避之，独龚定庵至，必剧谈，恒罄日夕，且时周给之。或为之语曰：阮公耳聋，见龚则聪；阮公俭啬，交龚则阔。”可见阮公对龚自珍的来访，有特别的喜悦，竟然耳朵也好使了，用钱也大方了，难怪龚自珍听到这些说法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