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明清时期盐法制度的变更，造就了一代商界巨头———扬州盐商，这一群体的真正形成也正是这一时期。
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实施的“开中法”，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”，山西、陕西商人（统称为西商）利用这一契机，纷纷来到两淮盐区集散中心地扬州运销食盐。明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实施“开中折色制”，“召商输银运司”，极大方便了盐商运销食盐，它不仅进一步吸引了原先运销食盐的山陕商人来到两淮盐区，而且吸引了有着经商头脑的徽商，他们利用靠近两淮盐区的有利的地理条件和资金优势，大举进军两淮盐区，运销有着高额利润的食盐买卖，势力逐渐壮大，最终超过了西商。此后，湖广（湖南、湖北）、江西等地的商人也纷纷到来。扬州盐商群体已经形成。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《纲盐法》的实施，凡列入纲册中的盐商才有运销食盐的权利，扬州盐商成为政府特许的食盐专卖商人———官商，他们垄断了两淮食盐的运销权，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清道光时。清康（熙）、雍（正）、乾（隆）时期是扬州盐商的鼎盛时期，其经济实力一直雄踞于全国商界的最高端，它与山西票商、广东行商并称为三大商业资本集团。
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始终把两淮盐区作为盐业政策实施的首选地，原因何在？因为自唐以后，一向依赖供给的北方池盐，由于气候等原因，产量萎缩，再加之人口的增加，食盐需求量增长，池盐的生产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，而此时的海盐生产增长很快，特别是两淮盐区不仅盐的质量好，产量高，水陆交通运输又便捷，封建政府看中了它，各地运销食盐的商人也十分青睐此处，他们聚集扬州，获取盐利，逐渐发展成为商界巨头。
如果从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算起，直至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两江总督陆建瀛在淮南实施票盐法止，扬州盐商活跃在商界舞台上480年的历史。为什么显赫一时称雄于商界舞台上的扬州盐商衰落下去呢？就其主因来说：1、盐法变更。清道光时两江总督陶澍和陆建瀛先后在淮北和淮南废纲改票，沉重打击了扬州盐商。2、封建政府的刻薄。除了盐税和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费外，扬州盐商为表自己对朝廷的“忠诚”之心，“乐输报效”，捐输大量银两给封建政府。据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记载，自康熙至嘉庆年间，扬州盐商共捐银三千九百八十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六两，谷米三十五万余石，有的一次捐出一二百万两，最高达四百万两。盐商的这些报效，由最初的捐输现银，发展到“分限完交”，最后到“借支库款”，说明盐商们的负担越来越重，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。3、奢靡消费。明科学家宋应星在《野议·盐政议》一书中称，万历时，山西、陕西、徽州盐商在扬州业盐每年获得九百万两，这九百万两中拿来“肥家润身”的就达五百万两，占利润总额的55.6%。至清代，扬州盐商的奢靡消费更是名闻全国。扬州盐商的衰落，除了上述几个主因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盐商在食盐运销中遭遇到的灾难性事故，它给盐商的打击也是极其沉重的，如发生在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汉口塘角火焚盐船四百余艘，损失达五百余万两白银，盐商损失惨重，“同声一哭”，纷纷清退，不再运销食盐。对于淮盐运销中的灾难性事故，以往的盐业史论著中少有系统论及。现根据一些历史文献资料，对此作一些介绍和评说。
长距离艰险的运道
明清时期的两淮盐区，无论是盐场规模、产盐量、政府规定的额引数、行销区域，还是国家盐税收入，均居全国前列。在众多的海盐产区中，两淮盐区食盐运销通道也是最长，艰险的程度最高。两淮食盐销往长江中游和江淮平原的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河南和江苏六个省区，其中淮南盐销往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（称为扬子四岸）和江苏五省，淮北盐销往安徽、河南和江苏三省。清末时，淮南盐产量萎缩，因而淮北盐接济淮南，部份淮北盐销往淮南四岸。食盐的行销区称为销岸、销地、引地、引岸、专岸等等。
淮盐的运销主要是水运，水运占到运输里程的75%，水运中又以河运为主。据《清盐法志》记载：“淮南二十场食盐船，自厂出场入运盐河，或由射阳湖，或仇湖、孙庄、淤溪俱抵泰坝，过坝经谢家铺、襄河，过湾头闸，至北桥掣所，騐引呈纲，直抵仪征天池泊候，示期开所称掣，入垣解捆，装江船泊集，侔示期临江大掣，然后开江分销各地”。光绪《两淮盐法志》也说：“凡淮南二十场盐艘抵江广者，胥由上河出湾头闸，入漕盐运河，以达仪河，出大江”。据史料记载，淮盐自仪征入长江，抵达江西南昌府，里程为1400里，如再转运至建昌府，则为1820里，转运至吉安府、袁州府等地，全程都在2000里以上。淮盐运至湖北汉口，如从仪征出长江算起，里程达1600里，如再中转至湖南和湖南边远各府州，里程在一千数百里至两千余里。清末淮北盐接济淮南，盐由场运至十二圩约为2000里，再由十二圩转运湘岸长沙榷运局，里程约2470里，共计4470里，转运岳州分局里程2110里，共计4110里。在用木帆船运送食盐时，如此长距离的运输，单程约需一个半月至二个月，长的则需二个半月至四个月。
如此长距离用木帆船运输淮盐，其间的风险是很大的。康熙《两淮盐法志》称：“淮南则溯长江，汎洞庭，涉鄱阳，历二千余里风涛之险，而淮北则涉黄河，过洪泽，经七十二道山河而后抵寿州、正阳，至于庐、凤、汝、亳等地口岸，又有骡驼本载，升高涉险之艰。”《清盐法志》记载的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两淮盐的高晋的奏疏称：“淮南行销湖广、江西、安徽引盐，仪征溯江而上，江西则由湖口县入鄱阳至省，湖广则由江直达汉口，其间波涛浩渺，兼多石矶暗滩，盐船重载，一遇暴风，急流趋避不及，以致搁浅撞破复溺，淹消诚所不免”。盐运何其艰险也！
仪征，濒临长江，是运河入长江的运口，为漕运、盐运要道，“仪征县运口为江广粮船出入咽喉，又系两淮盐船经由要道”。“地当运道之首途，荆襄江右上游之舟，后先悉达于江中，于以启牐，乘航循次而北，每冬春，四空满载者，往返络绎，役夫牵挽之声盈耳。……淮盐之为纲运者恒半载掣騐于斯邑。”故此仪征被称为“东南水会”、“纲运咽喉”。清代淮南及淮北盐的一部分都要经过这个运口输往销区，其中淮南盐的十分之七输往湖广。仪征盐船停泊之所，原在运河与长江之间，设拦江牐，至江口有十里，后因河岸江水所啮，日浸月剥，几千艘盐船在旧江口不可停泊，只能改在外江停泊，难免有风涛之险，后来就改在仪征沙漫洲停泊。因此，沙漫洲就成为大批淮盐船只屯泊之所。此处“南北可里许，东西六七里，风静浪恬，利于屯泊”，“数千盐艘藏之甚便。”康熙《两淮盐法志》及《清盐法志》记载的“天池”，是与沙漫洲连在一起的仪征掣騐———“盐引批騐所”所在地。天池或称莲花池，俗名塘子，也说是仪征城南河，其两出口为长江，为沙漫洲。盐船抵达沙漫洲后，等候“盐引批騐所开所掣騐。所掣一般在冬季进行。所掣完，解捆毕，盐装载入江船。江船停泊江口，等候临江大掣。临江大掣地点在仪征旧港。此处内有深水，可容万艘盐船，外有芦洲可避风涛。每年的临江大掣，由两淮盐运使司择定日期，然后具译两淮盐院批准。届时“仪征县于江口搭盖篷厂。至期，盐院亲临厂内，恭祀江神毕，标挽盐牌，挽取两楚子盐各数包，抽秤，标发头船桅封开行，以后盐船俱陆续自行开江。”
乾隆时仪征火焚盐船事故
淮盐在水路运销途中经常遇到风涛袭击和触礁沉没，正因此，清政府制定了“淹消法”，规定盐商遭遇“淹消”以后，清政府给予失事后的运盐船只以一定的抚恤，可以免纳盐课，又可以重新补运。盐商的运盐船只遭水险损失不小，但真正对盐商运销中重创的则是盐船的连环火焚，真可谓火烧连营，一片惨象。盐商中的主体部分是运商，一当他们遭遇到连环火焚，大批盐船毁之一旦，不要说盐利无得，连运销资金也是血本无归。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和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在仪征和仪征沙漫洲先后发生盐船火焚事故，运商遭受了空前的大灾难，运盐船户陷入了悲惨的境地。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农历十二月乙卯，仪征江口停泊的大批盐船，突发火灾，盐船连环燃烧，一片惨烈的景象。对于这次火焚盐船事故，清代学者汪中写了一篇《哀盐船文》，他用“赋”这一文学体裁描述了这一空前的灾难事故。《哀盐船文》中记载说：“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，仪征盐船火。坏船百有三十，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。是时盐纲皆直达，东自泰州，西极于汉阳，转运半天下焉。列樯蔽空，柬江而立，望之隐若城郭，一夕并命，郁为枯腊。烈烈厄运，可不悲邪！”汪中在文章中记载说：“于时玄冥告成，万物休息。穷阴涸凝，寒威凛?：谇喟卫矗艄饬侥洹Ｈ罕シ芥遥鑶@宴食。死气交缠，视面惟墨。夜漏始下，惊飚勃发。万竅怒呺，地脉盪决。大声发于空廓，而水波山立。于斯时也，有火作焉。摩木自生，星星如血。炎光一灼，百舫尽赤，青烟睒睒，熛若沃彐。蒸云气以为霞，炙阴崖而焦 。始连楫以下碇，乃焚如以俱没。跳踯火中，明见毛发。痛暴用用，狂呼气竭。转侧张皇，生涂未绝。倏阳焰之腾高，鼓腥风而一映。洎埃雾之重开，遂声销而形灭。齐千命于一脉，指人世以长诀。发冤气之 蒿，游氛而障日。行当午而迷方，扬沙砾之嫖疾。”汪中又论载说：“亦有没者善游，操舟若神。死丧之威，从井有仁。旋入雷渊，并为波臣。又或择音无门，投身急濑。知蹈水之必濡，犹入险而思济。挟惊浪以雷奔，势若 而终。逃灼烂之须臾，乃同乎死地。”在这一场大灾难中，烧死的、炸死的、跳江溺死的，不知多少。在江上，尸体、衣缯败絮、墨查炭屑，“浮江而下，至于海不绝。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悲惨而又心酸的场面。汪中在文章中最后说：“人逢其凶也邪，天降其酷也邪，夫何为而至于极哉？"汪中似乎目睹了发生在仪征江口的大批盐船火焚事故。据学者杭世骏《“哀盐船文·序》中说：“中目击异灾，迫于其所不忍，而饰之以文藻。当人心肃然震动之时，为之发其哀矜痛苦，而不忘天之降罚，且悯死者之无辜，而吁嗟噫歆，散其冤抑之气，使人无逢其灾害。”杭世骏还说：汪中此文“惊心动魄，一字千金者矣。”据此，《哀盐船文》是一篇有真实内容、情感、文采优美的文章，它深刻寄托了作者对广大两淮盐船户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悲悯，今天我们借此了解了这场淮盐运销中的灾难性事故。
仪征江口大批两淮盐船火焚事故，发生在公元1771年1月28日。时值隆冬，夕阳早早西下，寒风凛烈，冷天袭人。盐船上的老百姓在一天劳作后，正嬉戏吃晚饭。突然间，狂风勃发，声震窖宇，大地颤动，河水汹涌，火光冲天。一时间，紧挨着船帮的大批盐船被火烧着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上千名盐船民被大火焚死，或溺水而亡，百余艘盐船被付之一炬。这场空前的大灾难，一共烧毁盐船130艘，焚、溺死盐船民1400人，造成了巨大的财产、经济损失，成为两淮盐运史上的一次大灾难，两淮运商的损失亦是巨大而惨重的。灾难的起因是什么，今天我们已不可得知，但可以想象，在仪征淮南盐引批騐所等待掣騐的大批盐船，一条挨着一条停靠江上，只要有一条盐船触发火灾，船上的盐遇火即爆炸，必然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引起大批盐船火焚爆炸。在那样拥挤的江面上，很难找到求生脱逃的机会，即使跳入江中，寒冷的冬天，也会把人冻死。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仪征发生火焚盐船事故后，第二年仪征：“沙漫洲火焚盐船各舟，伤人无算”。真是旧伤未了，新伤又至。关于这次火焚盐船事故的起因，人员以及经济损失的情况，没有资料可以探寻。
仪征一地连续两次火焚盐船事故。给予两淮盐商的打击是沉重的，盐商的经济实力无疑受到重创，要抹平这一伤痛，需要很长时间。
武昌塘角盐船火焚事故
两淮盐运史上最大一次灾难事故发生在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湖北武昌塘角火焚盐船。
汉口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，徽州商人更把它看作是“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”。淮盐的“行盐口岸，大半在湖广”。而据噶尔泰奏称：“臣伏查湖广省行销淮盐十分之七”，“汉口为江广总岸”，最大的淮盐中转枢纽，道光初年湖广总督陈若霖称：“湖北、湖南两省岁销淮盐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四引，向系扬州各商先行纳课领引办盐，运至汉口镇，交给汉岸卖商代为销售。”扬州盐商中，资多引多的称为“大商”，占到岸盐船的十之六七，资微盐少的称为“小商”，占到岸盐船的十之三四。来汉口业盐的大多是徽商。
运送淮盐的船只，自清乾隆以后都停泊在武昌东武胜门外塘角地方。塘角又名塘坳、坛角，是淤涨起来的一处洲滩，这里有一条新河，长十里，南北走向，南北河口均与长江相通。塘角可以避风，洲滩浅，可下锚，是一个理想的港口，因而成为大批盐船和其它货船停泊之地，也是汉口的精华所在，盐商聚落中心。“通津十里住盐艘，怪底河中水不流。解道人间估客乐，来朝相别下扬州。”说的就是塘角盐船停泊的情况。由于盐船、货船密集，极易引发致命的火灾。
道光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（1850年1月1日）武昌塘角突发大火。对于此次大火，流寓汉口浙江余姚人叶调元耳闻目睹了这一场大灾难，在其著于道光时的《汉口竹枝词》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：“今年己酉冬月十九日夜，丑时尾，五帮起火，烧至首帮，辰止方熄”。大火从1850年1月1日凌晨三时烧起，一直延烧至上午九时，整整烧了七个小时。大火首先从第五帮船只烧起，以后延烧至头帮船只。盐船停泊时往往用竹缆或铁链等将许多船只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的往往是同帮的船只。因为盐船来自同一地区，他们结成一帮，每帮大约三十余条船。叶调元还描述说：“七十帮连廾里遥，每帮约计卅余舠。铁锚竹缆连环锁，釜内游鱼何处逃。”武昌塘角的这场火灾，一片惨象，不忍目睹：
半随流水半成烟，半入泥沙半压船。
一月漉将尸数万，几人肢体保完全。
烟尘拉杂水飞空，赤壁烧兵此夕同。
欲赋招魂无典故，哀词惟唱满江红。
西风力劲火扬威，锦璧牙樯化蝶飞。
收拾油盐柴火炭，火神作恶水神肥。
资财千万作灰扬，富客豪商气不狂。
九九归原谁受累，大东道主是西帮。
由于当天凌晨风狂月黑，波浪如山，即使跳出船帮亦遭沉溺。
对于此次大灾难，《汉口竹枝词》校注者在附记中引用了（清）周自庵《思益堂诗钞·哀塘角行》的记载，对此次灾难事故的起因、惨象作了详细的叙述，转引如下：
“清道光二十九年，已酉岁，湖北武昌省城外之塘角，俗曰新河者大火。新河者，因省域与汉口对岸，江流经黄鹄矶，水奔驶无泊船处，因于塘角开一河，水曲而回旋，用以舣舟，绵亘约十里，尤以两淮盐船屯泊最广。是时，适有大艑峨峨者四百二十艘，互相牵系。余外又系艘六百余只，十九皆估客船，间亦杂有官船，首尾联络，势若蛇蟠，所以绝风涛，避寇贼也。”
“岁十一月十九日，入夜，舟人醉饱者、安役者皆安寝矣。突有一大船中盐丁，摊一灯吸鸦片者，一火倏腾，渐延及什物船篷，以至于焚樯竿，俄而火烧长川，船人竞起，理篙、杙者；窜逸者，皆自梦魂中，速骇昏乱，不知所之。而又千船固结，仓卒不可割分。上流火势剧烈，炎炎若飞砲；下流风逆，即解缆亦不得出。船塞江流，舟中兄弟、夫妻、儿女皆忍死相觅，声呼噪，渐至听闻皆速。但见风声、火声交互敛欻，人皆惊投如羊豕，自窜水火。有上跃如猿，跃起仍堕水火者，有逃入水，水沸至糜其肢体者。有一妇新产，未裹裳裤，母子互跳掷，相抱焚死者。有一船逃对岸将停，而轮回风返入火中，十口无一存者。是夜火发，烧及次日辰未止。浮脂罩江波，腥臭不可闻。灾后无棺可殓骸，只以一席裹一尸，至数千具，诚浩劫也！”
灾象之惨烈，实淮盐运销史上一大浩劫也！此次武昌塘角大火，烧毁的主要是盐船，也有商货船和官船。
灾难性事故与扬州盐商的哀落
比起乾隆时仪征二次火焚盐船事故，道光时武昌塘角的火焚盐船灾难更为惨重，对扬州盐商经济实力的打击，也更为沉重。
据叶调元《汉口竹枝词》卷6《灾异》记载，此次武昌塘角火焚盐船事故，“计焚火舟五、六十号，小者不计”，从水中捞出的尸体有数万人，有的人被当场烧死、炸死，有的人从船上跳入水中，“亦遭沉溺”。据他称，“各船货物，约值三十余万。”《汉口竹枝词》校注者引用同治《江夏县志》称：“塘角盐船失火后，延烧八百余艘，焚、溺毙者数万。”《汉口竹枝词》还称：“货财千万作灰扬，富客豪商气不狂。”当时在岸未售盐船共计六百几十号，一场大火共烧毁四百余号，其余盐船逃避于附近数十里范围内，七零八落。事后，清点仅存二百余号，约计三分之一。这场大火还烧毁其它粮、油等货船。被焚毁盐船均为过岸的盐船。合计毁掉盐二十六万余引。据赵尔巽《清史稿》称：“烧毁盐船四百余号，损钱粮资本五百余万，群商清退。”当时的扬州盐商资本银不及一千万两，他们闻听武昌塘角火焚盐船以后，“魂魄俱丧，同声一哭”这一场天降的大灾难，无疑给极端疲敝的淮南盐业雪上加霜，要求改革淮南盐法的呼声，再一次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和动力。
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七月，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在两淮废除纲盐法，推行票盐法，原本在全盐区推行，但后来只在淮北推行，淮南暂缓，说是淮南“商力虽疲，然自开纲以来，尚捆运至五十余万引”，还不算极疲之区，故暂缓施行。但实际上，淮南盐业疲敝并不比淮北好多少，淮北每年额引较小，淮南额引较多，改革的阻力很大，如当时督抚大臣中鉴、璧昌、吴文镛等人都极力反对在淮南推行票法。这场大火提供了一个契机，促使清政府在淮南仿照淮北推行票法。
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两江总督陆建瀛接受了护理运使童濂的建议，仿照陶澍在淮北推行的票盐法，在淮南改革纲法，推行票盐法。陆建瀛檄调曾担任过监掣同知权运使的台湾道姚莹具体负责此事。
陶澍在淮北废引改票，震动了两淮盐商，骂声一片，“盐商顿成贫户”、“群商大困”。事实上，陶澍的改革盐法，并没有真正撼动淮南盐商的根基，而给淮南盐商以致命打击的却是陆建瀛在淮南的废引改票，但由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，陆建瀛也死于战争之中。随之而来的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在长江中下游的拉锯战，长江航路梗阻，淮盐销岸顿失，淮盐的运销陷入了严重危机，太平军对两淮盐商的打击，更使扬州盐商一蹶不振。后来曾国藩、李鸿章整顿两淮盐业，调整盐法，李鸿章推行“循环转运法”，此时的票盐法有其名而无其实，本质上又回到了纲盐法，扬州盐商喘了一口气，又“复活”了。
扬州市大虹桥路10号
责任编辑：王小胜
